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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永利皇宫官网《193三年湘鄂西红军的三重冤案》

浏览次数:73 时间:2019-05-04

你给我写声明书……”

  贺龙早年率领部队,两次来过这里,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敌军力量薄弱,对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开辟根据地、整顿部队、恢复战斗力是有利的。

在3年的编史时期,我们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原件和其他历史文献、敌伪资料和档案,也访问过凡是能找到的当时职务比较高的敌、我、友各方面人士。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当时湘鄂西地区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几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组的编写人员及有关领导同志谈了他从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失败后返回上海奉中共中央指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一直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止的历史。其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932年至1934年在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的“肃反”。

1933年7月18日,火线肃反的悲剧在7师师长叶光吉身上重演。正在宣恩洗马坪指挥部队反击保安团张刚部进攻的叶光吉,已经与敌激战了一天,浑身硝烟的他被人从战场上叫了下来,保卫局特务队长向他宣布了夏曦的手令:将改组派首领叶光吉予以逮捕,即日起开除出党,撤销7师师长职务。

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大洋。

  11月初,红三军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三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三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拒纳红军。红三军只好露宿野外。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减员甚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每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到了西峡口附近,贺龙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1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人的伏击。”贺炳炎受命而去。敌人大摇大摆地追来。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措手不及,被消灭一部,被迫停止追击。红三军进至陕南,贺龙得知武关及其附近有敌军1个旅,周围还有两个旅,便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贺龙亲自进行了战斗动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1个营。从此以后,才取得了一些主动。这时,包括贺龙在内的广大指战员生活极其艰苦,有时只能以柿子和高粱杆子充饥。到12月底,这支跨越了7000华里的铁流,终于到达了湘鄂边的鹤峰县境,从出发时的近1.5万人减至9000人左右。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恶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湘鄂西和红三军的“肃反”并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的,它来源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肃反”这个名称却是来源于苏联共产党。

夏曦还煞费苦心地搞火线肃反:部队正在前线作战,保卫局特务队突至,一声号令集合,部队列成一排,特务队长拿着夏曦写的条子点名,点到谁就把谁当改组派捆走。

洪湖苏区的丢失,本来是夏曦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

  广大指战员深感迷惘和不满。

当时,夏曦虽受到广大干部的批评,却固执己见,自认为正确,矛盾日益尖锐,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而中共中央仅仅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等等,但在总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责批评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给夏曦打了气,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鄂西开展武装斗争,组建鄂西赤卫大队并任大队长,创造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赤卫大队迅速扩展到5000余人,遂改编为红军独立第1师,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又扩编为红六军,段德昌任军长。与贺龙的红四军在公安会师后,组建红二军团。从此,段德昌与贺龙并肩战斗,因战绩突出而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1931年,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段德昌担任9师师长。

贺龙火了,找到夏曦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

  贺龙火了,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运给了受灾群众。贺龙骑的那匹大红马也用来运粮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宋盘铭于1909年出生,祖籍河南郾城县,父亲宋国甫是早期共产党员。他幼时读过私塾,在汉口硚口申新纱厂做童工期间,边做工边学习。投身革命后,从事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宋盘铭被党组织转移到上海,1929年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期间,宋盘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宋盘铭学成归国。7月,为加强湘鄂西的领导力量,中央委派他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等职,集党、军、团要职于一身。

“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龙王集的敌军在突围中亦被全歼,陈家河守敌投降。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第十二旅赶来增援,旅部和两个团又被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歼灭。这几次战斗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4000人,缴枪3000余支。红军仅伤亡300余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第三十七旅和川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贺龙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以及由房县返回的军教导团与军部独立团合并组成的红八师,以灵活的战术给了各路敌军严重打击,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政权建立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即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为的事宜。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蟊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进行反对“AB团”的大规模肃反,但并没有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押解他的特务队员绕到崖下,找到奄奄一息的叶光吉。他们都没带刀,特务队长说:补一枪吧。叶光吉使出最后一丝力气说:段德昌说子弹金贵,给老子用石头!最后,一块石头结束了叶光吉33岁的生命。

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分歧,到了‘肃反’的中期和后期,同夏曦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

  这时,敌第四十八师以其工兵营占皂市,以特务团两个营驻龙王集,一个营驻陈家河。1932年1月19日,贺龙令红九师再克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尾追不舍, 21日包围了龙王集和陈家河。敌工兵营来解围,大部被歼。

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4次“肃反”。长达近3年的“肃反”其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以贺龙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而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消弱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苏区的丧失,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的流窜,濒临绝境,陷入崩溃的边缘。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汇报时,再次谈起段德昌,以致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2周年时,中央军委公布了我军33位军事家的名单,段德昌名列其中。苏区人民为了缅怀先烈,在鹤峰县满山红烈士陵园为段德昌修建了烈士墓碑。墓碑铭文:生平为革命,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

在绕道陕南到竹林关,夏曦命人缴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

  然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只好与其他同志挤在一起。第二天,贺龙和夏曦便展开了争论。夏曦坚持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贺龙耐心地扳着手揩头一件一件事地分析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可是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为什么要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理屈,只好承认不对,却又让贺龙去找万涛。贺龙问:“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议,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你交付任务时的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那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便错误地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红三军前委,却不要政委万涛参加,岂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再讲件芝麻大的事,我这个当军长的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有住的,你就睡得安稳?”夏曦阴沉着脸默默地听着,一声也不吭。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肃反,从此就在苏区和红军中全面地展开了。

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开会,决定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会上夏曦提出要杀宋盘铭,贺龙仍坚决反对,但力争无效,最后通过了杀宋的错误决定。

这是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1931年11月上旬,贺龙率红三军在后港等地歼灭川军两个营后,转至襄北,攻下皂市,歼灭守军大部,俘敌800余人,又在天门、京山一带牵制敌军历40余天。不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胜利,部分敌军调往平汉铁路以东。贺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展开攻势。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去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9师政委宋盘铭对夏曦的行动忧心忡忡,他找到夏曦委婉地劝说:这样干下去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曦反诘道:损失改组派、反革命心疼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让宋盘铭感觉书记对自己也有看法了。

夏曦说:“没有。”

  夏曦冷冷他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贺龙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夏曦理屈,但仍叫着:“一定要杀!”贺龙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拍桌子狠狠他说:“哼!我决定了!”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与此同时,夏曦还捕杀了贺龙的老战友、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这位创造湘鄂边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下面,我就以回忆贺龙谈“肃反”为中心,联系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进一步的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作一回顾。

段德昌预感自己这次已是在劫难逃,为表明心志,他将明代于谦的《石灰吟》抄写在囚居的板壁上: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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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夏曦完全无视这些实际情况。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于“肃反”。早在3月间,他就武断地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夏曦逮捕段德昌时,贺龙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本来,夏曦对宋盘铭是挺看好的。宋盘铭的优秀条件,在湘鄂西几乎无人可与其比肩。

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不是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

  对贺龙和红三军的上述行动,夏曦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无理地加以指责。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其中,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为贺龙元帅,副主任为许光达大将。杨秀山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编写的领导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奉调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至1962年战史初稿完成。

叶光吉,1900年出生,湖北宜都人。16岁就当骡客赶骡子跑运输,与贺龙结识。贺龙对旧制度的反抗精神,对叶光吉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叶光吉赶着24匹骡马的马帮,贩运布匹、鞋袜等物资,路过五峰县贺龙红军驻扎的山村时,贺龙一眼就认出了从前的老伙计叶骡客,叶光吉见到云卿大哥也格外高兴。贺龙说:你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给我如何?叶光吉十分慷慨地说:都交给你了!我人也交给你,跟你当红军!贺龙军长任命他为运输大队长,人称骡马队长。1931年,叶光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三军经理部长。次年9月,任红三军八师政治委员,11月,任7师师长。

第一次,夏曦与贺龙会合不久,在王店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两人相持不下,关向应急忙出来调停,才缓和了僵局。在绕道陕南转往湘鄂边的行军途中,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危急。可夏曦还想对贺龙下手。他令人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忍无可忍,质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夏曦语塞。他也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才没有贸然行事。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凡是对中央派来的分局书记夏曦提出政策、方针方面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贺龙试图用战绩保下叶光吉,夏曦强词夺理地回答:改组派就是为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才打白军的。贺龙只能苦笑道:你这个理论很深刻,我要慢慢理解。

洪湖苏区丧失后,夏曦带着少数部队突围,1932年10月,在襄北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1932年12月3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全歼保安团300余人,军部进驻毛坝。此时的湘鄂边根据地已不存在,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党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

贺龙根本不相信叶光吉是改组派,而且对他担任7师师长后的战绩赞赏有加。到湘鄂边后,叶光吉奉命率7师在宣恩椿木营一带创建苏区。1933年3月,叶光吉率部袭击宣恩傅维峰团防将其全歼,获大批给养和枪弹;4月,击退进犯苏区之周燮卿旅一部;6月,攻占宣恩长潭河,歼敌300余人。3日后,又歼敌张刚部两个连,连战皆捷。

经过两次较量,夏曦深感贺龙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不好招惹。

  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当贺龙谈到夏曦决定杀段德昌,他拍桌于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

平冤昭雪奠英烈

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

  在肃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夏曦率部从洪湖突围出来与贺龙会师后,在王店他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并要贺龙写申明书。贺龙对他说:”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号事实。

1933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红三军成为没有党组织的主力红军,全军的师长、政委在不到3个月抓光、半年时间杀光。师级作战单位失去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骨干指挥,部队元气大伤,兵员由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根据地全部丧失。

虽然你没有给收条,但这是事实。

  不久,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恢复应城、岳口间的交通,以10个团的兵力向襄北“进剿”。3月5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旅进至文家墩。贺龙得到这个情报,即令红九师、汉川独立团歼灭该敌。6日中午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俊以下2000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一部击溃。其他各路敌军急忙撤退。仅仅两天,便将敌军的这次“进剿”粉碎了。

其实远不止有看法,问题比宋盘铭想象的严重得多。正如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最可恨者是宋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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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局书记来了以后贺龙率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将近1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1年10月返回洪湖。他和全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然而,贺龙面临的并不是顺利的坦途。

此时的夏曦还未决定向宋盘铭痛下狠手,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点燃了夏曦实施捕杀的导火索:一是有情报说,宋盘铭1932年到中央汇报时,在上海会见的熟人周某、朱某都是改组派,联想到宋盘铭近期表现,夏曦断定宋就是改组派;二是9师27团团长联合25团团长反对师长,拥护宋盘铭,企图举行的军事叛变,夏曦认为这一事件宋盘铭是参与的。于是,夏曦于6月12日派人逮捕了宋盘铭。

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大洋。

  1931年初,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就是当年3月被派到湘鄂西来的。他到达以后,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分局。这时的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一批坚定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努力下,经过英勇奋战,已经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但是夏曦一到,不作调查研究,便全盘否定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并排斥创建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逸群。夏曦这种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不久,困遭受严重水灾,洪湖根据地陷入了巨大困难之中。对于如何解决水灾带来的严重问题,领导人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加剧了矛盾。党内斗争日趋激烈。

叶光吉纵身一跃示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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